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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，罗长南刑满释放后持续向湖北省高级法院申诉。直到2014年，湖北高院才做出再审决定，并于2016年作出再审判决：5起合同诈骗罪中的4起均因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而撤销，另外一起成立，他最终获刑1年。起初，罗长南向武汉中院申请国家赔偿，被驳回后又向湖北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。申请书中，罗长南认为自己“案中的4个事实不成立，已获无罪”，符合《刑事赔偿解释》中的赔偿标准。

当时注册资本要两万元，那时我的所有转业费加起来只有三千元，就找人集资。其实有些人集资只是出了一个名，没有出钱，真正资本不到两万元，应该在一万六千元左右就开始创业了。其实是逼上梁山。如果当时政府给我一个小官，也许我就不会创业了，走官场的路，最终做到一个处长就退休回家钓鱼。逼上梁山以后，只好走向华为创业，只有这么点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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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好，赔偿能力也不好；而且人们认为，受害人救助还未实现，更没理由赔偿有罪的那一方。”一名曾经参与国赔法立法工作的专家说，当时的赔偿原则需要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适应。然而国赔法实施仅4年，福建就出现了再审改判后依然有罪，但仍予以赔偿的案例。